雅典的大公 Theseus 对着 Hippolyta 和满朝文武说：The poet’s pen … gives to airy nothing / A local habitation and a name. 用中国话说，夫诗人者，是给鬼魂上户口的干部，拿着公章笔，专司将 airy nothing 变得有籍可稽。每有空气里一团孤魂野鬼，晃晃荡荡飘到案前，便要问道：“籍贯？民族？曾用名？”现取一个，叫——麦克白；户口本上职业填——苏格兰国王；政治面貌——弑君未遂。手续办完，盖章，走人。下个！下一个来报到！经此一番文牍功夫，那些原本连暂住证都没有的太虚幻境之物，就摇身一变成了有正式编制的正经文艺户，有档案、有剧本，在姓 Literary 的庄园里有了门牌号码。

按这个精神，西德尼撰文为诗辩护，雪莱也写，好多的人民公仆誓要替诗歌美学的档案填上祖宗的栏目。我没有多少认祖归宗的野心：哪里来这么多认祖归宗的事情？或许诗歌并没有祖宗，就像石头里蹦出来的孙大圣。给鬼魂上户口，总归是办假证。档案上写的苏格兰国王，戏台上演了四百年，可世上哪有过那个国王？

鲁迅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诗人被鬼找上的那刻，沉默里是充实的——满屋子的 airy nothing 挤挤阗阗，好不热闹！但是一开口，全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头脑的派出所里，空余孤坐，执笔茫然，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感到极大空虚。

那何苦要开口呢？纳博科夫在 Laughter in the Dark 开头开宗明义讲完了小说的情节，然后说：We might have left it at that had there not been profit and pleasure in the telling. 钱钟书总结文学是倒霉晦气的事业，出息最少，邻近着饥寒，附带了疾病；殊不知办假证的诗人，从来是最能踞肥缺而渔厚利的腐败分子——其一旦开口，接受空虚，即可捞些最丰厚的油水作弄文学的补偿。

诗歌的工作，是用自知为假的语言，去碰不可言说的真。庄子说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可言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人的话是不足的；而诗人所独享的油水，正是在承认不足之后仍然言说的自由——用语言去留出空隙，而不是用语言去填满。散文用力，诗歌用隙。

自然的沉默是原初的沉默。不论是 La Trappe 的缁衣，还是庄子的坐忘，全都知道：至言去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Richard Le Gallienne 说得聪明：要是自然突然学会了英语，那鸟儿不再为我们吹奏失落的爱情，而是吹奏找到的虫子；我们再也引用不了 Hark, hark, the lark at heaven’s gate sings。是的，自然如此善解人意，正因她沉默；她偶尔开口，说的又是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只能猜出永恒的意义。但诗人的忘言当然不止自然的沉默。颜回坐忘，是先忘仁义、再忘礼乐，最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诗歌的忘言也一样：是先说话，然后得意，最后忘言。只留下凿后之空，丢掉散文的脚手架和斧凿之声。

所以起名「忘言」：得意而遗辞，以不言言之。陶渊明写，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文已尽而意有余——所余之物，非言所能载。那么就像这篇序文，是胡乱瞎写一通，但称之为诗，藏之莫名其妙山，传之莫名其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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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两眼一睁，就是物象纷披、情理交糅；纷披则不可总揽，交糅则难免相争；于是虽不愿思辨，而不得不思辨。

写文章的根本是思辨。看我读书作文，就有人在心里留下我爱写文章的印象。这是深刻地误会了我：我根本最怕就是动笔写文章。只是世界无情，逼人思辨；思辨之余，顺而成文——借孟子的造句说，就是：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文章的写作，首先是孔子所说，辞达而已矣。要达，就要把话捋顺、把事辨明：毕竟道之微、理之曲，非剖陈不能显。一件主意，先要条理其说、推比其故，两眼一闭做出脑中的大纲；再以此为据，自己跟自己掰手腕角力，一个字一个字作注脚，锱铢较量、反复推求，显示出来其所有的前提预设。

然后，就碰到庄子所说的问题：大辩不言，言辩而不及。文章所资生的条件——语言也好，逻辑也罢——本就并不完备，所以言而愈疏、欲辨愈切，愈觉道之难摹。所以说：非言非默，议其有极。

但文章已经起了头，就不能认这个账；明知够不着，还是援笔为文，条分缕析，踮起脚、伸出手、搭梯子。所以起名「欲辨」——虽不能至，辨之不已，知不可为而为之。呜呼，How all occasions do inform against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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