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对二中校长交接后种种改变的一些看法

众所周知，今年二中换了校长。原先备受敬爱的孙先亮校长离任，而原一中校长王先军接任二中校长。紧接着，二中对学习和生活的管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就不对此赘述了。

看到无数消息说改变已经是尘埃落定后我决定动笔写下该想法，但我之前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甚至不是“青岛从此再无公立素质教育”，而是“孙校长的前期投资都打了水漂吗？” 素质教育是很费钱的——至少实际上来看是如此。如果学生要搞机器人，那么至少需要一个有电脑的实验室和场地；如果学生要实操3D打印，那么至少需要几台3D打印机；如果学生要踢足球，那也至少需要一片草地（去南极看企鹅和参观中南海也属于素质教育，但本段暂且不论）。就机器人来说，理论上任何一件足够大的屋子都可以用作场地，但在孙校长任内总归是新修了一间气派的实验室：这气派并不能让机器人跑得更高效，不过领导来参观的时候至少可以进行一个牛逼的吹。 王先军校长挥刀自宫后，这些实验室也就只剩下吹牛逼的作用了。不过，我猜取消选修课以后根本没有人会使用这些实验室。如果我的猜测正确，那或许牛逼都没得吹，因为一段时间后可能就没有人知道上一任校长买的这些稀奇古怪的电子产品是干什么用的了。

接下来，我想说说手机禁令。我英勇解放军的新兵连现在据说取决于地域和兵种有不同的手机政策，而新兵下连后则基本都被允许在特定时段用经过保密审查的手机。既然解放军都早已停止使用计费电话这种前现代的通信工具，我想至少在手机政策这一方面，我们或许不应当把这些新政归类为“准军事化管理”或是“军事化管理”，因为军队也不是这么管理的；叫做“超军事化管理”或许更加妥当一些。 今年是1202年，而据我所知，手机存在不仅仅是用来打电话的。诚然，你可以拿手机聊天（或许是王校长眼里的“上网冲浪”）或者打游戏（只要不是原神就行），但至少在我的印象里，在我们班，手机也有着一定的教育学意义。 在美国大学上了三年学，也教了两年课，我的感悟是答案——尤其是过程详尽，可以展示出题者意图的答案——是仅次于一对一辅导的学习资料。它们可以让你学习如何更快地猜出出题人的意图，让你更高效地了解自己哪一步出了偏差，更好地准备以后的测验。 一些作业和辅导资料并没有这些答案，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的做法是合理使用小猴搜题。自然，王校长可能认为问老师是更好的办法，但现实是老师不一定总是有空，即使有空可能也只有有限的时间；与此同时，作业是要天天写天天交的，所以对于某些智商不够还懒的人（比如我）来说，如果没有小猴搜题，那我不会的题可能要等到下学期开始才能完全解决了。当然，因为考试成绩实在太差，我最后怂B了，决定逃避问题出国读大学。或许成绩比我好的人不用小猴搜题，而王校长只关心他们的学习成绩？这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了解我的人应该都知道，我对我在二中时的一些政策是非常不满的——但我不满的是政策的细节，而非政策本身。如果我身处王校长治下的二中，那估计不满就不足以形容我的心情了。

当然，这并不是一篇檄文。作为一名接受美国所谓“批判性思考”教育，被“理客中”洗脑的纯纯的文科生，我想先卖弄一下这几个学期学到的社科知识来试图解释这件事。我认为，我的解释可能不完全准确，但我觉得至少比知乎左壬地摊学到的革命理论要好一点（比如说，我很难理解你想怎么让学生向王先军展示自己的统战价值，罢课吗？）。 福柯在他的书《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中提到了三种权力——前现代的压制权力，现代的规训权力和当代的“生命权力”（即biopouvoir）。我们暂且不论生命权力。在前现代时代，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树立自己的权威，需要使用暴力、残酷和公开的刑罚来惩罚犯罪之人；而在封建时代结束后，政府慢慢转变成使用规训权力来控制人民：规训权力和压制权力不同，它没有一个令人畏惧的主体（类似“利维坦”），而是深入人们的身体，控制了人们的“灵魂”。 说到这里，想必你可能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在我在二中的时代，压制权力是十分少见的（当然，正如福柯所说，现代社会即使以规训权力为主要的惩罚方式，压制权力仍然少量地存在：在二中也是如此，比如当时数学MT夜不归宿一起被通报批评，以及在校长办公室门口接吻被通报）。而孙校长似乎也没有特别地控制我们的“灵魂”来行使他的权力：一种可能是他选择放养二中学生，而另一种我认为更合理的可能则是他决定让教育部来控制我们的“灵魂”——（大部分）人最后总是要高考的，而这群即将成年和已经成年的二中学子则应当仔细考虑自己被教育部这个高校录取系统支配的人生的未来，负责任地做出一些让自己不后悔的决定——比如说，决定自己的假期是要开心地颓废一天，还是痛苦地复习一天高考。 福柯还引用了边沁的圆形监狱设计来更深入地阐述规训权力，各位可以读读福柯的原著来看看他想表达什么，我在这里不做赘述。我想说的是，如果福柯要描述当时的二中，那想必孙校长是不在这个监狱的瞭望塔中间的——尽管大部分二中学生（我这种脸皮厚的除外）会受到规训努力学习，但在这瞭望塔中间的估计还是对一所好大学的向往。 王先军校长的改革，若是放在惩罚哲学的历史上，则更像是挂上R挡，离合松开，油门踩到油箱里。如果你本就可以控制学生的灵魂，那又何苦用纪律手段去控制他们表面的行为呢？

而这一切的一切或许来源于《利维坦》中的“一切人对抗一切人的战争”。在《利维坦》里，导致这种战争的是生活所需的自然资源不足以让所有人都吃饱，而在现实中，导致这种战争的是高等教育资源不足以让所有人拿到文凭。《利维坦》最后论证结束这种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社会契约：类比起来，那就是大家一起不内卷，人人都有更“素质”的教育（当然，我省略了社会契约中“惩罚”那一部分，类比起来也就是内卷的拉出去枪毙）；但是，在高考这种囚徒困境中若是没有惩罚，让所有人都同样程度地不内卷换来和大家一起内卷一样的结果的不可行性是可以预想的。

所以转过头来讲，素质教育本身也是建立在充足的教育资源上的。北京市内四区（东西海潮）公立高中的素质教育最差水平一定比山东公立高中好一万倍——无他，这些学生并不需要像山东考生一样累死累活争抢100多个名额来获得去清北上学的机会。于是，你会看到一种可笑的循环论证——因为素质教育搞得好，所以录取名额应该多；而正是因为录取名额超级多，所以素质教育搞得好。之前在哔哩哔哩看到过北京的高中生搞死亡金属乐队，虽然略显稚嫩，但鼓手和贝斯手的功底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暂且不论金钱的投入，若是我追求初中时的音乐梦想，花和他们一样长的时间练琴，估计我也就不会在这写这篇批判二中的文章，而是作为一名青华（青岛华夏职业教育中心）毕业生在电子厂组装手机。 所以，这倒挺像当年红卫兵的。当年北京高中搞了那么多年的红卫兵运动，而青岛高中只搞了一年有余，想必并不是因为青岛高中生的革命觉悟不够。当年只有“政治可靠”（也就是家庭出身可靠）的人才“有资格”当红卫兵，而传承了红色基因的红卫兵则大多在北京。当年青岛基本只有二中有红卫兵运动估计也是同理。 因此，作为出国党，我或许应该说句和促成我出国原因有关的风凉话：山东的高中，大抵是不配搞素质教育的，所以今天的结果，或许是可以预料到的。

支持改革的一部分家长们和官僚们并不会考虑学生未来的发展，他们中的大部分估计也不会考虑学生的身心健康。在高中学习看看知乎上无数家长为王先军校长的改革叫好，改变的一锤定音或许是个必然：因为我知道，对这些人来说，高考分数以及自主招生可以用的竞赛成绩是唯二的评判标准。我想，这群人还会认为学生不需要在高中学习如何组织活动，也不需要学习任何和高考体育不相关的体育科目。如果学生决定重开，那么一定要压得更狠、看得更紧，让下一个潜在重开者甚至不敢于想象重开这件事；或者锻炼学生们的抗压能力，让他们宁愿猝死也不要重开。总之，他们是对的。 当然，我也不否认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或许过去二中的学生更聪明一些，因此可以用更少的精力学习、花更多时间参与素质教育相关的活动，然后还有好大学上；现在的二中学生变笨了。

那么，二中的路在何方呢？我想，在我这届同学当时中考填报志愿时，有些笃定要填报二中的人绝不是因为二中分数线最高（五十八大先班分数往往更高）或二中高考成绩更好（那年被五十八完爆）而把二中写成自己的第一志愿。至少对于我来说（我当时还准备高考），对更多学业自由的向往和对丰富课外活动的仰慕让我的内心告诉我我一定不属于五十八中（当然，我当时成绩一落千丈，已经准备好被九中或是二中分校录取的心理准备了——不过这是后话）。如果现在让当时的我再次选择一遍，那么我是绝对不会报考二中的。如果要我在两坨屎中选一坨吃，不选择那个直播吃了赚钱更多的（干净又卫生，兄弟们！），难道是有道理的吗？那么同理，如果我要在两个监狱中选择一个，不选择那个最后考试成绩更好的，难道又是有道理的吗？ 北京一些学区重新划分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学校除了生源以外的全部因素都并不决定性地影响它的高考成绩。我并不知道今年的中考考生有多少有我这种想法的人，不过结合以前的一些数据，二中的生源质量或许并不会越来越好。我做出一个大胆的推测——过几年，二中的高考成绩会继续下滑，显得王先军越高压成绩越差；而王先军校长则会认为是学习压力不够大，继续加码。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旦名声彻底变差，估计二中即使请回孙先亮校长，也不再是以前那个二中了。

我不怀念和我讨价还价的二中，但我怀念我曾经就读的那个厚德博学的、在山东这个和素质教育八字不合的地方践行素质教育的二中。 但我怀不怀念又有什么用呢，我说的话在王先军校长眼里估计和藏在被子里玩**差不多。

写于11月24日旧金山——纽约飞机上 以及11月30日纽约约翰·F·肯尼迪机场值机柜台对面椅子上